文献 | “人间奇迹”
我国聋人（聋儿）听力康复事业的回顾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听力语言康复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1999年11月
作者：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原听力语言康复研究室主任 邓元诚
引 言
五十年代耳鼻咽喉科常见病是指“三炎一聋”，1958年我们统计门诊十余万份病例，主诉耳聋者占12.5%。40余年来由于人民身体健康及卫生条件不断进步，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例如儿童中耳炎明显减少，而耳毒性药物中毒和遗传性耳聋相对地并未显著下降；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逐渐增多，有资料表明已占10%；最新资料谓已达到1.38亿（1998），其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或重听者为67.23%，像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老人已达12—17%，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此外，每年新增人口约两千万，若以聋儿发生率0.2--0.3%计算，则每年约发生4—6万名聋儿，对于我们这些搞聋人康复事业的同志来说，任务不可谓不重。
五十年来四次“治聋高潮”------令人遗憾的曲折
一、第一次高潮：自1951年开始，沈阳铁西区中医针灸门诊部吴之升、张知学对聋人及聋校学生施行了针灸治耳聋，积累了500余例，经卫生部《健康报》于1955年详细报道，取得了80%以上的“有效率”，轰动全国。当时正值中央大力提倡努力挖掘祖国医学瑰宝，号召“西学中用”。为此，当时北京市耳鼻咽喉医院研究室主任刘瑞华教授（我国现代耳鼻咽喉科创始人，耳科学专家），让我半脱产学习针灸疗法；同时组织人力对北京市两所聋校和一处聋人工厂的聋人做听力测试为主的全面调查研究，于1956年用中英文发表了《560例聋人调查研究的初步报告》（1）（2）。鉴于内耳病理生理证明毛细胞损坏和听神经病变是不可逆的，已是西医耳科医师认为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我们一方面以第一聋校52名学生为对象开展针灸实验治疗，以印证沈阳铁西区针灸医师结论（3）（4），另一方面于1957—1958年为北京市第一、第二聋校，选出22名残余听力较好的学生开展电声放大系统（课桌式）听力语言训练。全面工作由刘老指导，我做具体工作，李宏泰、葛明德二位老师教学，刘玉秀医生做总结，于1959年在中华耳鼻喉科杂志建国十周年国庆专辑上发表了《重听和聋哑儿童的听觉训练（附22例初步报告）》（5）一文。这项工作是我国医疗系统的首例。以上工作意在证明“针灸不可能治愈内耳永久性损害”；说明聋生中80%以上保留残余听力；听觉训练是聋童唯一“听声学话”的科学坦途。
二、第二次高潮：始于1958年“大跃进”、“敢想敢干”时期。1958年由记者张畏于《人民日报》刊载出《打破聋哑禁区 聋人可以开口讲话了》一文，报道了当时湖北天门县杨辅之事迹，1958年冬，北京市卫生局派我带队，加上北医薛君武、帅府园针灸门诊部杨楣良同赴天门县医院杨辅之处“取经”。结果发现他为聋儿扎哑门穴（书中谓“禁区”），晚间半夜3点叫醒聋哑三兄弟，他说深更半夜教话效果最好，当时那些非耳科正规医师出身的“大夫”均以能不能学说话，喊出毛主席万岁为判断“疗效”的标准。
此后，全国掀起高潮，从1959年全国针刺治聋哑一百余篇“文献报告”来分析，我总结他们的效果从100%直到0% (6) 。其混乱迷茫状况，可见一斑了。
三、第三次高潮：实际上是发生在1966至1976十年浩劫时期。以吉林省辽源解放军某部卫生员赵普羽一手挑起的，其后沈阳某部外科军医李乃民分别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各聋校针刺治疗，再一次出现“毛泽东思想一曲胜利的凯歌 千年铁树开了花，哑巴开口喊出最强音”，1968年《人民日报》以四版篇幅报道了赵普羽的事迹，各自被选为人大代表。当时，全国是一场空前的人类浩劫，对聋人康复问题则是一次“伪科学、大骗局”的大闹剧。我们耳科及听觉生理界则受到极大的打击。为应付当时严峻形势，中国医科大学李善民教授、张宝钧教授等做了东北地区913023人普查，发现聋哑人3048人，占0.33%（7）；金济霖教授发表了《学龄前聋哑儿童治疗语训班147名临床资料》（8），结论是针刺“对听力未见有持久意义的改善”。1973年前后美国S.Rosen教授，日本耳科专家境久雄、岗本途也到沈阳参观，均持怀疑态度。而北京市耳研所迫于形势自1969至1973年先后又组织各方人力做过11次（共1001例聋生）继续采用当时的流行方法，最终证明听力100%无变化。这些结论直到1981 1982年始得发表。（9、10、11）这时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已逾三年。
四、第四次高潮：始于1979年至今。以长春王家政为代表，采用中医中药、穴位注射、电针、气功等法，近二十年来东北各地报纸、电台广泛报道他的所谓综合疗法治聋取得“惊人效果”，直到1987 1988年白求恩医科大学卜国铉等四位教授向吉林省有关部门多次反映真实内幕不得解决，此后青岛海军某部高流华再创“针刺治疗药物性耳聋显效”，以致全国各地全部非耳科专业出身的均利用此法骗取钱财。直到今年9月5日晚，我在四川成都广播电台由巴山主持的健康之路一小时现场讨论的直播节目，我手持成都日报的广告栏写着“耳聋丸、复聪丸，外耳道耳聋栓塞”治聋有奇效！我则大声疾呼：决不能相信这些方法，既浪费了金钱又误了孩子早期获得康复的大好时机，贻害终生。科学和反科学或伪科学的斗争要永远进行下去才行。试问这种种“疗法”为什么不来欺骗肢残人、截瘫人、智弱或白痴、盲人身上呢？！那就是聋童在国外被称为“不可见的残疾（invisible handicapped），它是发病于内耳上，而鼓膜一切完好，而且孩子日常生活一如常人，只是耳聋而已。今后只有全民族科技文化迅速提高，完全消灭无照行医后，聋儿听力语言康复的科技事业才得以大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转机和利器 高科技的助听器是听力语言康复的唯一有效武器
１、我国第一家助听器厂，如建于1962年的天津助听器厂（1954年由国家内务部，即现今民政部的前身主办的），以生产盒式、耳背式为主，其优势在于价廉物美，适合广大低收入家庭的聋儿使用。建美乐迪公司也有七年历史。
2、1987年丹麦达那福（GN-Danavox）公司是第一个在厦门建成工厂生产耳背式助听器为主的外国厂家，这个已有50余年历史的公司产品质量很好，价格适中，至1989年改为独资经营，产品种类日增。今年9月大北（GN）集团以15亿美圆收购了设于旧金山的Resound（理声）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助听器厂，这为今后我国聋人康复会提供更好的放大设备。
3、1991年瑞士Phonak（峰力）打进中国市场；此前具有95年历史的Oticon（奥迪康）也在南京建组装线，实际上它的成品盒式助听器早在六十年代已在中国销售。
4、1995年至1996年德国Siemens（注册Rexton力士顿）公司和美国Starkey（斯达克）公司分别在苏州新区建厂生产质量较好的助听器。福州建丽声助听器公司。
5、1998年加拿大AuDigital Unitron（奥机托）公司在成都，丹麦Widex（唯听）公司在上海均建有办事处。
6、自90年代后日本松下、索尼等助听器逐步大量打进中国市场，均为聋人造福菲浅。
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提高康复水平，努力向国际接轨
1、由残联系统举办的南京师范大学聋儿教师大专班，以及在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设的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专业大专班，为全国数百所省市县级康复中心不断地补充合格人才，至今已有三、四年历史，这对今后提高聋儿康复事业至关重要。
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开办特教专业起始于1986年，培养大学本科特教教师，这是我国第一回。自1988年后陆续在华中师大、大连辽宁师院、四川西南师大等四所大学开办特殊教育专业，对那些不能实现“听和说”的康复的聋生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3、经过多年商谈，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决定于1999年开始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人类传播失调（交流障碍）研究生院联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此项目为五年计划，启动资金每年约60万美圆，五年内将培养近50名听力学硕士，从长远来看培养听力语言科学高级人才对于21世纪我国听力康复事业发展极为重要。
4、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决定于2000年开始与澳大利亚听力服务中心（AHS）合作，在首都医科大学建听力学系，每年计划招收8名硕士研究生，由中澳双方出资和派出教授授课。经过近五年商谈谈判，已得到教育部和卫生部及北京市科委等领导的批准，才得以实现这项计划，这又为今后培养听力学高级人才开辟第二个基地。
先行者的开创性工作应该永远继续下去
今天全国至少有一二百所大中城市及医学院校门诊开设了专业性听力门诊或助听器门诊，此外在许多大中城市近年来陆续开设了助听器专业门市，既能为普通聋人进行基本的听力测试，又可以验配耳背式 、耳内式及耳道式助听器，还能够制作耳模为聋童佩带更相宜。
自1986年国家十部委决议成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后，至今由1983年夏初民政部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牵头四单位组建中华聋儿语言听力康复中心（当时邓元诚为技术负责人），到1986年更名为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至今，特别是自1990年由高成华教授主持这个中心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建成了全国各省市级，包括许多县市级聋儿康复中心已达七、八百所。这对全国聋人来说无疑提供了有效帮助。
抚今追昔，回顾过去二十年经历，有必要追忆以下一些创业艰辛历程，让我们从事这项造福聋人福利事业的年轻同志们，永远努力奋斗，学习学习再学习，把这项聋人康复事业做得好上加好，必定超过前人，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 ，接轨。
一、我国现代耳科先驱者、创始人刘瑞华教授1958年指导邓元诚、刘玉秀在北京市第一、二聋校为22例残余听力较好的聋学生，采用集体课桌式，集体进行听力语言训练，这是我国首次由耳科听力专业医师和聋校教师（以李宏泰为代表）合作的听力语言训练现代方法首次实验性工作。当时设备虽然能将语音放大，但不能依每人的听力情况实现满意的调节。邓元诚于1979年1月在同仁医院门诊开设了国内首家助听器门诊（由北京市听力康复室负责）；并于1983年在东郊建中华聋儿语言康复中心（于孙河医院），开始时只有盒式助听器和LYX 1型、Ⅱ型语训器，是相对简便的，音质远不如当今优质助听设备。
二、金济霖教授于1982年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一院正式开设听力门诊，采用行为测听法为聋儿验配助听器（以天津盒式助听器为主）。金济霖教授曾在1973至1979年期间为190名聋儿举办过16期聋儿语训工作，当时以看口型、近距离大声教话方式进行训练，收到一定效果。
三、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眼耳鼻喉科学院盛今蕙副教授于1981年筹备听力门诊，1982年与天津助听器厂合作开设助听器选配工作。
四、上海建工医院耳科主任黄燮康医师于1986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耳科主任许时晖医师于1987年分别成立助听器门诊，而许医师同时与虹口区幼儿园建一班聋儿语训课程，可谓开上海之先河。
五、高成华于1981 1983年赴日本进修聋儿语训专业，回国后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开设听力门诊，至1985年才获有关领导支持，租用民宅开设聋儿语训工作，其艰苦过程都应另做历史追忆为宜。
六、王尚礼主任自1983至1985年期间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开设听力门诊，同时帮助组建贵阳市聋儿康复中心，也曾历尽艰苦。
七、广州聋校特级教师简栋梁，自1985年在校内首先采用北京LYX I、Ⅱ型台式语训器为有较好残余听力的聋生开始进行语训，当时的学生年龄偏大，效果进展缓慢，如今年龄小于4、5岁者已占主体。
八、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耳科彭汉初教授也早在1984 1985年开设听力门诊，亦曾帮助指导太原市聋儿康复事业。
九、四川成都华西医科大学一院耳科徐丽蓉教授于1988年开设听力门诊，1989年闵家琳副教授参与专业听力康复门诊，直到她二年前退休前共举办52期聋儿家长培训班，这种形式也极具有效性，受到家长欢迎。
十、我国第一家私人助听器店 广州福音助听器店，实际为广州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耳科副教授余挽河在主持。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带给耳科、听力科医师又一项新事业。
参考文献：
（1）、刘瑞华、刘千、李琳、邓元诚、谭慧诊：560例聋人调查研究的初步报告。《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3：169 177，1956
（2）、刘瑞华、刘千、李琳、邓元诚、谭慧诊：A Statistical Study of 560 Case of the Deaf in Peking . 《Chinese Medical Journal》，75：753 763，1957
（3）、未发表文章。邓元诚：《针刺聋哑52例讨论（1956，6）》
（4）、未发表文章。邓元诚、刘瑞华：《178例聋哑学生针灸治疗（1956，11 1957，4）》
（5）、邓元诚、刘玉秀、刘瑞华：重听和聋哑儿童的听觉训练 附22例初步报告。《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6：399 404，1959
（7）、与李善民交换资料
（8）、与金济霖交换资料
（9）、邓远诚、李琳、刘千：对于针刺治疗感觉神经性聋和聋哑症的评价（20年研究综合报告）《中华医学杂志》.61（11），657 660，1981
（10）、刘千、邓远诚、李琳：Evaluation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for Sensori-newzal Deafness and Deafmutism Based on 20 Year’s Experienc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95（1）：21 24，1982
（11）、刘千、邓远诚、李琳：Evaluation du Traitement par Acupuncture pour Ies surdites neurosensorielles et pour Ies Surdimutites basses survingt ans dexperience,《Revue de Laryngologie》 Vol.103，No.4，1982（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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